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郝世玲带来了《关于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打击力度的议案》，针对售假者在各个互联网平台“流窜”逃避打击的现象，她建议，应对各互联网平台一视同仁，避免售假分子在各个平台流窜，形成“假货洼地”。“各互联网平台共享并推广应用先进、公认的互联网打假技术，全力协助执法机关打击假货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
的确，直播带货、微商等新模式迅速崛起，但它们也因为缺乏成熟的假货监管制度，成为假货泛滥的新病灶。
5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五一小长假期间的网络大数据舆情分析，直播带货消费已成投诉重灾区，网红带货、直播带货在品控、售后、发货等方面的问题突出。中消协公布的典型案例包括：演员谢孟伟在社交平台上帮电商带货，结果网友收到的却是假货、残次品；网友@电商卢宝林投诉：“直播千万粉丝翻车(可能假货冒牌货)，太可怕，看视频的东西和收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100元买三双鞋或者低于市场价60%的产品，你敢买吗？平台为什么不监管？”
为什么这些新兴平台成了“假货洼地”呢？其实，还是不同平台的监管政策、监管技术水平不一样，导致假货在平台之间流窜。
前几年，电商平台痛定思痛，升级打假技术手段，图片分析、语义分析等监管技术的提升让电商平台上售假越来越难。所以，售假者纷纷转型做“微商”。而这些流量入口，之前属于娱乐、社交平台，没有对电子商务做出严格规范，监管也存在盲区。甚至，前两年，关于微商归不归《消法》管，也产生过很大的争议。
的确，直播带货等新商业模式，在疫情期间可称异军突起，风头无两。短视频跃跃欲试，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流量通道、广告空间，最后交易被电商平台吸走，也在积极入局电商。但是，相关的品控、物流，特别是对打假的监管手段和决心必须及时跟上，避免因为打假的政策标准、技术标准存在落差，让售假者乐在其中搞“套利”。
其实，商业规则还是那些商业规则，网红带货也没有改变品控、物流、事后责任追究这些商业的基本要件。新模式电商是一种进步，通过社交来触达用户，但如果脱离了成熟的平台治理、支付保障等有效约束，就容易掉链子，甚至成为假货流窜的目的地。
流量红利，不能够变成逃脱监管的政策空子；市场可以下沉，但是假货不允许回潮，所有平台都得适用同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私域流量、市场下沉、微商等等不能将之前一些电商走过的弯路再重新走一遍，时代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
短视频等新兴平台既然已成“假货洼地”，那么监管的重心也应转移。无论是之前是娱乐平台、社交平台，只要现在向消费者卖货，就得适用同一个打假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