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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可以说，没有能源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国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能源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十三五”规划18次提到能源。
我国国际能源安全话语权缺失
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主要指的是石油安全，具体来说，就是要确保一个国家拥有稳定的石油供给（油源）、安全的石油通道（油路）和平稳的石油价格（油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至少还应该包括两大要素，即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我国在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在确保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我国能源供给能力大幅提高。2014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为36亿吨标煤，比2000年增加了22.5亿吨，增幅为167%。其次，节能环保成效显著，“十一五”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了21%，全国平均供电标准煤耗下降到321克/千瓦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环保达标改造已近尾声，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有所提升。再次，虽然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以煤为主，但是清洁能源的占比比十年前上升了7.9个百分点。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十年前仅为90万吨油当量，到2014年增加到5400万吨油当量，增长60倍，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降低排放。最后，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已经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等等，为未来新能源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能源领域，我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国在能源安全的五个方面都缺乏一定的话语权。
油源方面。我国对中东、北非的石油依赖度分别高达50%和30%，而中东北非地区又是全球治理失败比较集中的地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都为中国能源供给埋下了诸多隐患。最近，中东局势日趋复杂，且变化莫测，在反恐事务方面，很多国家开始倾向于俄罗斯，俄罗斯和欧洲结盟似大势所趋。如若如此，未来中东北非事务将有可能会从美国主导转变为俄欧共同主导，这不但对我国的能源供给不利，还会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进行。
油路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四大方向的能源通道网络，包括东北方向的中俄油气通道（陆上），西北方向的中国—中亚油气通道（陆上），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通道（陆上），以及海上油气运输通道。四个方向中，海上运输量达到85%以上，陆上不到15%。未来30到50年之间，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我国海上运输通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并且有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包围，我国尚无法有效控制周边海峡，能源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油价方面。全球共有三个石油期货市场，五个现货市场，两个基准油价，分布很不均匀，中国一个都没有。鉴于石油越来越凸显的金融属性，可以考虑尽快建成上海原油期货市场，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石油价格，提高我国在石油定价机制方面的话语权。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对于石油的价格却没有丝毫话语权，只能望价兴叹。
能源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我国的能源强度高，能源利用率低，能源开采和消费比较粗放，生态环境和地下水资源也遭到了一定的破坏。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二氧化硫排放2200万吨。大气污染愈加严重，雾霾天气大范围频繁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我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主导权方面。我国不但在油源油路油价方面缺乏一定的主导权，而且在能源技术引领方面，以及在排放标准方面，总体来说都缺失与我国体量相匹配的话语权。
对策建议
发动能源技术革命，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能源消费对环境的破坏。2014年6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会议强调，要确保我国能源安全，需要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即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革命，和能源对外合作。在四个革命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革命。人类对于能源的使用，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油气时代，未来会进入新能源时代，技术创新伴随着每一次时代的变迁。因此，通过能源技术的创新，不但可以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率，还可以在新能源时代夺取技术制高点，引领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能源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与其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无论是过去核能的发明，还是现在的页岩气革命，对整个国际能源格局，乃至于国际经济格局，地缘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能源署（IEA）的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称：“美国油气产业复兴带来的冲击是二战以来全球能源领域的最大变革。”而页岩气革命是由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为前提的。
积极推动能源对外合作，将能源合作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规划中。世界十大油气出产国中，分别有六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中有六个都是带路沿线国家。所以，有很多西方学者说，一提到“一带一路”，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能源，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推动能源对外合作中，不但要重视与能源储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要注重多边合作。我国目前还不是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也不是一些重要能源多边组织的成员国，积极寻求加入这些多边组织，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目前，我国能源安全存在“马六甲困局”。虽然有学者认为“马六甲困局”是个伪命题，理由是，不但中国依赖马六甲海峡，日本和韩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也很高，所以马六甲海峡不会被封闭，也就不存在“马六甲困局”。但是笔者认为，“马六甲困局”不在于海峡是否被封闭，而在于海峡目前同时受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双重威胁，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比如海盗和恐怖主义袭击，这类威胁的解除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实现，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切入点，积极参与周边、区域与国际能源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治理效果越好，公共产品质量越高，我国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就越高。
将中国标准注入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目前我国制定的排放标准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但是在对外合作谈判中，只以世行和欧盟标准为准。这大大降低了我国的国际谈判能力，即使我们采用的本国标准多么高，都不被国际社会采用。如果能将中国标准注入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则会大大提高我国在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