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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谈到，大国一般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等方面去衡量。我认为物质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要素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一个大国的衡量标准，因此，我认为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
首先，从中国历史本身可以看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中国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
其次，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慢慢衰落。如果不能更新、不能改革，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走下坡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西方国家就是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再逐步走向富强民主。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背后又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策略的突破创新必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轨迹。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时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有助于中国全球大国战略的稳步迈进。
再次，中国有责任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现在有很多人说国外不了解中国，其实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现在有点悲观的看法是，中国一些人和媒体对于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原创的东西不多，他们对其他国家原创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让他人接受。
中国一定要将自己的社会研究透彻，包括执政党、社会、体制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制度背后本身就有一套知识体系；创造一种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其他人知道并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像西方国家，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文化帝国主义，即使花了很多精力，但也不能让旁人彻底了解西方国家。同样的，要想让西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就要解释好、解读好中国，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