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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上午10点43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山东高法 发布《关于于欢故意伤害一案的情况通报》 。具体内容如下：
于欢故意伤害一案，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此案，已依法组成由资深法官吴靖为审判长，审判员王文兴、助理审判员刘振会为成员的合议庭。现合议庭正在全面审查案卷，将于近日通知上诉人于欢的辩护律师及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的代理律师阅卷，听取意见。我们将依照法定程序予以审理。
延伸阅读：
人民日报评论：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母亲被索债者当面凌辱，儿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最简单的描述，凸显的是此案引来舆论哗然的原因：当一个人或其近亲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凌辱时，奋起反抗造成一定后果，司法应该如何认定这一行为？
当地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这并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于欢母子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尽管本案二审尚未启动，但是，舆论的争议却显示出法律条文所不能涵盖的更深层意思。无疑，此事切入了一个关于法律与伦理的命题。
虽然涉及一些具体细节的争议，比如，警察在离开接待室后，是准备离开还是仅仅外出调查，但最主要的争议，还是集中在于欢是否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上。尤其是，于欢由于母亲和自己被侵害而产生强烈情绪的情况下，是否犯下了故意伤害罪。
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考虑更多的或许是，当至亲之人遭遇侵害时，自己能以怎样的方式去保护他们？当巨大的凌辱降临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时，是忍受凌辱还是挺身抗暴？当处于无法逃脱的困境中时，要如何维护自己与亲人的尊严？
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
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的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中国青年报评论：请给公民战胜邪恶的法律正义
如果没有于欢情急之下持刀行凶的死伤，这只是一起由民间借贷纠纷导致的普通“非法拘禁案”。但是，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夹杂其中的“辱母情节”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可以说近年来无案出其右，既造成了一死二伤的后果，也挑战了公众的社会道德和公平认知。
法律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超过必要限度”的“门槛”抬高，施以无差别的“对待”，只会使公民抗争邪恶的勇气遭受遏制，从而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同样，法律也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温度的。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目前，被告人已经上诉，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二审中，司法机关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持法律精神公正裁判，实现排除社会危害性与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彰显法律之正义。
